面对时代的写作

◎马启代

诗歌和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作家的写作应基于对人类尊严，即对人道的捍卫和对母语优雅纯净品质的护佑。我认定现实主义伟大的同时，也认定一个时代更需要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的出现。因此，我对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都有着谨慎的褒赞和热烈的期待。

面对时代的写作，这样一个话题，似乎是画蛇添足的伪命题：谁不是面对时代写作呢？那些宣言面对内心写作的人，不也生活在这个时代？文学就是作家对世界的发言啊。但往深处一想，这毕竟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虽然我们都在使用不同的文体写作，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这些可以统称为作家的人群，在同一个时代到底是一伙怎样的人呢？是的，作家的具体职业各不相同，有机关人员、领导干部、报刊主编、医生、新闻工作者等，各自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和思考，各自以自己的作品形成另一种生命和精神的存在，构成对这个世界的不同表达。是的，我们同在一个时代，在这同样的一个时空中获得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但事实上，不同的人对时代的感知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文学当然要立足于人性的丰富性，但这一丰富性显然与人们对时代的不同认识和感受息息相关。我这里要指出的是，时代的确有大时代与小时代之分，有常规时代和非常规时代之别。我个人倾向于这是一个大时代、非常规时代，孕育着千年大变局。可惜的是，很多人包括一些文学艺术理论上似乎了不起的人也认识模糊。在文学和历史的层面上，作家应当敏锐地探知世界真相，永远秉承诗人的敏锐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激发语言的灵性和活力，传递普世经验和艺术伦理。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论述作家的三个谱系，即精神谱系、艺术谱系和命运谱系。精神谱系的形成，代表一个作家成长为文学意义上的成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之父，艺术上也是这样。而命运是上帝所赐，伟大的作品绝大多数来自于苦难的体验。因此，面对时代的写作，其实就是我们确立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自我选择。这甚至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作家学者化，都不是一个概念。文学关涉的主要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仅仅是作家的知识储备和学养积累，尽管这也非常重要。学识与见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面对历史转折时的选择，主要看精神立场、价值取向和人生见识，不同的见识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命运，略知现当代史的人，对此很好理解。当然，这个问题对于普遍的文学爱好者，乃至一般性的写作行为都不重要，但对于迈向一个真正作家的写作者而言，肯定是绕不开的门槛。作品是作家思想、知识和天赋的综合体，这个问题是决定写作是否属于有根的写作、有方向的写作，也即有效写作的关键。譬如有些作家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社会形态变化，坚守良知道义，就是找到了自我精神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使作家面对时代有了自我独立的姿态，以及写作上的个性风格。在这个非英雄主义时代，作家仍要具备选择定位和方向的能力！

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说过：“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与文化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等皆有不协调处，事实上揭示的是作家这个群体的精神特征。正如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所做的评价：“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因此，霍俊明在《经验匮乏时代的碎片或异质精神》中，列述了种种写作乱象之后提出，“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谁以及什么同属一个时代？”他说已经有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的人”。他还说：“如果你的写作避开这个时代碎片化的魔咒，试图丰富和改造匮乏的经验，那么你必须在同时代人中具有异质精神，在思想和修辞上都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说到这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个关键词，即“异质精神”，我还想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在由集体主义意识转向人本位的潮流中，个体被个人主义所异化，失去一定制约的个人化恰恰是对独立个体的嘲笑和玩弄，其在艺术上表现出的则是无节制的私欲宣泄和歇斯底里的狂欢和解构。要知道，真正的解构是建设的同义词。异质精神不是艺术上的简单反叛，不是现代主义要PASS现实主义，后现代又要PASS现代。其实，纵观艺术史，艺术的发展与科技发展正好相反，一个指向前，一个朝向后，所以真正的先锋有时是那些敢于守旧的人所具备的，那些人所体现出的果敢、坚韧、大智大勇的精神品格和创造意识就是先锋。因为只有深悟“旧”中的真髓和精华，才能接续和弘扬血脉相传的文化源流。我在谈论百年新诗的时候，写了一系列文章，网上传播比较广的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三化”警示》，笔触直指庸俗化，僵尸化，体制化；还有一篇，是参加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2017国际华语诗歌名家论坛的文章《百年新诗的“三度”迷失》，我认为百年新诗在白（从白话到口水）、新（从反叛到猎奇）、西（从先锋到炫技）三个方面严重失度。我不是只想批评，只想给新诗挑毛病，我们走过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令人痛心疾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教训。因此，异质精神不仅仅是艺术精神，它是艺术之魂，是超越于自身经验又契合于个人命运，在人类普遍性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的独立人格、表达自由和语言自觉。它需要作家在见识、勇气和能力方面具有综合的修养和高度的人文自觉。

这涉及我们如何感受现实和历史，以及如何处理和表现自身经验的具体问题。我一向认为，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大地与人心开始的。我的诗歌写作是这样，评论写作也是这样。在我们生活和写作的所有过程中，无不受到个人话语、流派话语、国家话语的影响。前一段在贵州诗歌节“百年新诗再出发”论坛上，我就从个人诗学、流派诗学、国家诗学的角度，谈论新诗第二个百年的问题与机遇。今天，我把流派置换为地域，因为我发现强烈的地域特色而不是流派特点也能够深深地吸引我，也引起我思考地域文学，包括对宁夏“西海固文学”的兴趣。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以地域文化作为自身的艺术营养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中外以“邮票大”的地方，哪怕是虚构类似的“高密东北乡”而成名的作家也不在少数。是的，我们阅读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等作家作品的时候，真实的地域早已经通过文化的转化成为艺术上的地域，这里面有着他们面对时代的个人声音，这当然有来自他们的异质精神所赐。在这里，大地与人心是统一的，甚至是同一的，他们不仅是讲述者，也是阐述者。雨果说：“谁要是名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个人如果没有能力和修养穿透纷纭复杂的事物、抵达现实的本质，那一生只能做一个摹写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优秀需要技巧，而伟大需要精神的高度。作为具有天然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如果不能从普遍性中凸显出美学和精神的个性，则只能做一个二流的文史家和话本艺人。我在《文艺报》上看到徐威评论“90后”诗人和小说家马晓康的一篇文章《马晓康：个人经验和艺术转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从个人经验（命运谱系）的书写到艺术转化（艺术谱系）的完成，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必要条件，但精神谱系是否形成或形成了怎样的精神谱系，却是决定一个作家最终高度的关键。这一点对具有浓郁地域营养的作家，尤其值得注意。此外，我还看到贺绍俊谈论“90后”作家周朝军小说的一篇文章，文章主要强调先锋性的传统基础。在谈到先锋性对故事的颠覆追求时，他引用了王安忆写小说《匿名》时的一段话——她当时也是确定了一个颠覆故事的写作目标的。她说：“以往的写作偏写实，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人物言行，故事走向，大多体现了小说本身的逻辑。《匿名》却试图阐释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抽象概念，跟以前不是一个路数的。”因此，贺绍俊将王安忆的《匿名》称为阐释化的小说。他认为，以往的小说观，无论古典小说还是现代派小说，都是描述化的小说观，是通过小说去描述世界。而王安忆的阐释化小说观，则是变描述为阐释，要通过小说去阐释世界。我认为，无论什么文体、什么流派、什么手法，都是可以到达经典境界的。就我们当代作家而言，张炜的去故事性和莫言的讲故事性写作各有价值。以上所说的两个“90后”作家的例子，在个人经验艺术转化的问题和先锋性的问题上，精神的支撑决定转化的力量，阐释化也肯定不是先锋的唯一性，希望这些能拓展我们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说到底，我们最终还要看作家提供了怎样的文学经验和精神立场——面对时代的回答。由此，作家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也通达时代的艺术宪法，包括精神秩序、美学伦理和政治观念。

事实上，以立足地域和突破地域为杠杆，可以考察个人话语的有效性和对国家话语的独立性，也是衡量一个作家重量级别和寿命长短的内在法则。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说，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地理自然禀赋和社会人文影响共同形成的大自然环境，对大地和人心的浸润和熏染是持续的、静默的和互相的。只有具有异质精神的作家才能对地域文化做深度反思和自觉观照。贾平凹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风情民俗的不同则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在一部作品里，描绘这一切，并不是一种装饰，一种人为的附加，一种卖弄，它应是直接表现主题的，是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的。”一些作家“从故乡出发”的散文所揭示的“安放灵魂”的文学努力，都有着对地域文化的审视、认知和思考，有着精神返乡和心灵返乡的文学寄寓。一些作家在“熟悉的土地上，寻找陌生的风景”，这风景不仅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他们寻找“自身的传奇，自身的发芽点”的诗意表述，是感性和理性的交合，是对地域文化历史传承惯性和作为文学场域存在意义的认同。就长篇小说而言，首先应该是蕴含丰富自然人文历史内容的作品，应该显示作家以个体声音参与历史对话的倾向。正如评论家李一鸣所讲，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一条长河、一幅《清明上河图》、一部百科全书”。宁夏“西海固”的作家，更为贴近实际的生存和生活，努力体现勤奋的写作态度和体味岁月的一往情深，当然值得肯定。比较起来，洋溢着一腔 *** ，文字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热烈而赤诚，贴近心扉的写作，更应该给予鼓励。很显然的是，在自足的精神气度和艺术眼光，多视域、多维度地探究、融合地域文化的真气、元气，化为自身的血脉气韵上，“西海固”作家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真心希望这里能走出现实主义的大家、现代主义的大师。而我所提出的面对时代的写作这个问题，特别是对异质精神的呼唤，是我们所有作家和诗人需要共同思考的。

有了这样的精神、立场和态度，就有了不一样的、独立的、属于自己的认识系统、感受系统和表达方式，就不会人云亦云，就会从大的方面去把握世事，从精微处去发现大千宇宙和无垠人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笔下的人物和世界就是真实的、丰富的、温热的、鲜活的，甚至是不朽的。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就是你对这个尘世的悲悯和爱，就是对人性的关怀和体味，就是对丑恶、黑暗的抨击和解剖。说到这个，我要谈谈对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等人的看法。评论家李建军对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不过我不按照他的逻辑去分析，我承认一个成熟的批评家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按照李建军的说法，中国除了陈忠实、路遥等少数几个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之外，好作家很少。好作家很少，这个看法我也承认。但我阅读小说有限，我的认识也许是我个人的狭隘所致，不能强加给别人。路遥的文字也有很多问题，有些还是初级问题，他是位优秀的作家，有伟大的情愫——其实很多人都有。《平凡的世界》前两部比第三部文本本身和思想重量都要好许多，第三部对未来的简单化处理，暴露出一个时代在作家身上的体现和作家人文精神的薄弱，无法称他伟大。陈忠实的《白鹿原》我没看到过足本，尽管这样，连《红楼梦》我也不认为是完美的作品，败笔之处是难免的，称之为伟大尚嫌勉强。而李建军一直认为的有问题的作家莫言、爱写肮脏细节的贾平凹、不接地气的阎连科、一个腔调抹杀人物个性的张炜等，包括他对现代派作家的批评，作为一种有力的声音，其存在让一团和气和顺从表情的批评界有了一定的存在价值和别样面孔，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对错来界定。但我个人认为，就如前面我说过的，我渴望看到像托尔斯泰一样的现实主义大家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也同样甚至更希望像卡夫卡一样的现代主义大师也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现代人的情感和精神、快速的生活节奏和物质至上所带来的欲望膨胀和价值扭曲，焦躁、失望、无奈、挣扎等，都需要文学来佐证，也只有艺术能为我们这样的时代留下精神的证词。但凡事有度，关涉目标也关涉进程。科技让世界越来越脆弱，生命越来越危险，而艺术可以减缓我们的灭亡。尽管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学是最极端、最极限的艺术，特别是诗歌，但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仍然有它的度要守，过之犹未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派大师应当出现，王国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既具有历史的总结，也有对未来的推论。今天看，我们仍在这个规律中。李建军说莫言在《蛙》中的描写缺少真实的细节和体验支撑，在《檀香刑》中残忍的场面令人不忍卒读，我想还有《酒国》中吃婴儿的描写，他是用荒诞的一面批判邪恶和荒谬，需要更强大的内心力量，不能就此否定。文学就是回忆和想象，莫言粗粝的语言表层本身，蕴含了充沛的 *** 和魔幻般的想象力。贾平凹的《废都》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其所构成的讽喻和锐利掩藏在人性和市井的压抑和奔放中，是一部具有伟大倾向的作品。同样，张炜的《古船》也是一部具有独立精神品格的作品，尽管我保留对他在写法上的一些意见。比较起来，阎连科在我心目中显得更为纯粹和决绝，在生存中没有投机之嫌，人格和文格高度统一，其《炸裂志》是一部杰作，是数十年中国社会和人们灵魂裂变的缩影，其艺术和思想所抵达的深度，当下作品鲜有匹敌者，这是他给予我们时代的一份证言。

是的，无论这是狄更斯所言的最坏的还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在信息快速化面前都有点不知所措，精神上思无所依，恰恰应了奥登所言“焦虑的时代”之称谓。人被物役，心便麻木，这个世界便会缺少了诗意。所以我倡导为良心写作，在别人鼓掌赞美的同时，做一个“指证太阳下阴影的人”，捍卫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纯洁。我那篇《为良心写作》的短文在网上传播也很广，有人说：“你为良心写作，难道还有没良心写作吗？”说实话，还真不少，除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算是不自觉的没良心，在中国自觉的没良心的作家也不少，那些主动献媚者、装睡者、投机文人等都是。此外，我要再一次声明，我的为良心写作是我的精神宣言，不是艺术宣言，它倡导的核心和底线就是说真话，就是巴金用大半生换来的那个词。从一个方面说，这就是我对时代的回答，我终身会按着这个原则去写作！从这个基点出发，立足人性，广布人道，救赎灵魂，把破碎的信仰和坍塌的道德用文学滋养护佑起来。木心说：“靠宗教，靠政治，都不能拯救人性，倒是只有文学和艺术。”他引用纪德的名言“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从而以自身的经验断言：“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是艺术。”今天在座的各位，当然包括“西海固”作家在内的所有作家，都从事着担当人性中最大可能的劳动。艺术家（当然包括作家和诗人）是星星，同样能够光辉灿烂，照亮时代。这也许就是我们作家只能以写作给予时代的答案！

马启代，诗人，诗评家，“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中国诗歌在线总编辑，“长河文丛”、《山东诗人》《长河》主编。出版过诗文集22部，作品入编《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等各类选本200余部，获得过山东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专著奖、第三届“当代诗歌奖”创作奖、2016首届“亚洲诗人奖”、第四届“滴撒诗歌奖”、第六届“人人文学奖”主奖等。

末法时代什么意思

问题一：“荷马时代”又被称为什么时代？ 黑暗时期，经历迈尼文明後，地中海海上民族入侵小亚细亚与爱琴海地区，又因之前的大战使大量的力量削弱，所以在对外无力之下，被认为古希腊文明时代的黑暗时期

问题二：荷马时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1）生产力水平：荷马时代的生产技术，在某些方面比迈锡尼时代落后，但农业和畜牧业却已相当发达，史诗中描写了当时的生产情况，人们用牛挽犁耕地，通常深耕三次，收获则用镰刀，家畜有牛、羊、猪等，畜群的多少往往用来说明一个人富裕的程度。史诗中不仅说到青铜器，而且说到铁器，铁器的出现是荷马时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说明荷马时代的历史发展虽然有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但从总的方面来说，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正是整个希腊都进入氏族制度解体、国家即将产生的前提。（2）氏族内部的分化：荷马时代的氏族已是父系氏族，若干亲属氏族组成一个胞族，若干亲属胞族组成一个部落。氏族部落的首领们从公社土地中获得大片土地，普通氏族成员则逐渐失去自己的份地，贫困不已，而占有大片土地的氏族部落首领拥有大批畜群和其它财物，开始剥削奴隶的劳动，逐渐变成氏族贵族，史诗中提到的“英雄”大概就指这些贵族。（3）奴隶制的发生：氏族贵族形成最初的奴隶主，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俘虏或者直接成为奴隶，或者由战胜者卖给奴隶贩子，再转卖给他人为奴，奴隶贩子还到处掠夺、拐带人口，把他们卖为奴隶。奴隶必须为主人从事各种劳动，奴隶主则把奴隶视为自己的财产，甚至可以任意处死奴隶。（4）军事民主制：荷马时代的部落或由部落组成的小民族设触以下机构和职务：①议事会：原来由各氏族族长组成，这时已成为氏族贵族会议，这是一种常设性机构，遇有大事，都要在这个会议上讨论通过。②人民大会：部落里的全体成年男子参加，原则上它属最高权力机构，在战争紧要关头常常召开这个会议，但史诗已反映出它由贵族把持，贵族往往打击报复持反对意见的参加者。③军事首长（巴赛勒斯）：主要职权是统帅军队和领导作战，并掌管宗教祭祀，原则上他们由选举产生，事实上已经逐渐世袭，他们还不是真正的王，但已体现出王权的萌芽。军事首长的军事统率权和议事会、人民大会的存在，这就是军事民主制。总之，在荷马时代，由于氏族制的解体和阶级的发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条件已经出现，所缺少的只有一种暴力机构――国家，于是，在下一个历史时期终于发生了国家。

问题三：希腊的荷马时代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代，处于公元几世纪 希腊的荷马时代相当于中国的西周中早期,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

荷马史诗记载的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史称作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而得名.荷马史诗是这一时期唯一的文字史料.

荷马史诗相传是由盲诗人荷马写成,实际上它是许多民间行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史诗包括了迈锡尼文明以来多少世纪的口头传说,到公元前6世纪才写成文字.它作为史料,不仅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而且反映了迈锡尼文明.

问题四：黑暗时代是指什么时代？ 18世纪左右开始使用的一个名词，指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历史；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欧进入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这个名称算是颇为贴切，因为大部份的罗马文明在这段期间受到破坏，并且被蛮族文化所取代。这个名称的使用，一方面也是因为从这个时代开始，便只有少数的历史文献流传下来，让人们仅能藉由微光一窥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黑暗时代”这个术语最初是指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文艺复兴的开始整个一段时期。而“中世纪”这个术语有着与前者相似，但包含“中间的”意思的时期，指的是从古典时代到现代之间。在19世纪，一些学者开始对那段时期的成就逐渐地了解，于是对中世纪这段被描绘成黑暗而又腐朽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现在，黑暗时代这个说法在学术界已很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中世纪前期

问题五：“是在黑暗时代中的一种启明，散落在世间上点点的星光.........一些不朽的思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启明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给黑暗带来短暂的光明，一种是启蒙。

这里说到不朽，我不知道原文里指的是什么，但真正不朽的是什么呢？一个理想的状态，一种坚持，还是其它？古希腊艺术的巅峰时期，其实是现实生活中最黑暗的时刻，所以才能那么美好吧，能向往的路非常明确时。当太阳升起时，星光就会不见。

启蒙是什么？一会是星光灿烂，一会是阳光普照，启蒙是文明最初的曙光，是人性中不可磨灭的希望。

问题六：佛教有没有说黑暗时代之后是什么时代? 黑暗时代，就是没有佛法的时代。

而光明时代就是有佛法的时代。

黑暗时代是长久的，有佛陀出世的时代是非常稀有的。

佛陀说：漫长的轮回中，听到佛陀这个词汇，都是非常罕见稀有的。

当然佛法也会有像法和末法时期，那就是相当于光明减弱的灰色时代吧

问题七：西方所谓“黑暗时代”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中世纪（约395年―1500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由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计算，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极饥主义抬头的时期为止。“中世纪”一词是从15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的。这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的早期在欧美普遍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一直到公元9世纪，绝大多数的近古（Late Antiquity）学者都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人类是处于历史的第六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圣经》在“启示录”里预言的“末日”，故而有黑暗之意；一个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个词，是由十四世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所发明的。他周游欧洲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拉丁和希腊著作，志在重新恢复源本罗马古典的拉丁语言，艺术和文化，对自公元四一零年罗马沦陷以来的变化与所发生的，认为不值得研究。人文主义者看历史并不按奥古斯丁的宗教术语，而是按社会（学）的术语，即通过古典文化，文学和艺术来看待历史；所以人文主义者把这900年古典文化上发展的停滞时期称为“黑暗的时期”。

彼特拉克把欧洲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二是“黑暗时期”。人文主义者们也相信，总有一天罗马帝国会再次兴起，重新恢复古典文化的纯洁性。14世纪末与15世纪初，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一个现代时期（Modern Age）已经开始了，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一个“中世纪”已经形成了。

因此，自起人文主义者起，历史学家们对“黑暗的时期”和“中世纪”也多持负面观点。在16世纪与17世纪时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们也把天主教的腐败写进这段历史中。针对新教徒的指责，天主教的改革者们也给出了一幅与“黑暗的时期”相反的图画：一个社会与宗教和谐的时期，一点也不黑暗。而对“黑暗时期”许多现代的负面观念是来自于，17、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康德和伏尔泰的作品中。

19世纪初， 浪漫主义运动转变了这种对“黑暗的时期”负面一边倒的趋势。它给出了一幅祥和的图画：社会和环境的和谐，扎根于大自然的生活；同时也回应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以理性完全超越感性的作法，以及由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浪漫主义者对待“黑暗时期”的观点，仍可以在今天的一些庆祝那个时期文化活动与节日中，通过所展示出来的风俗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看到。

浪漫主义运动后的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取的了很大的进展，许多不为以前的学者所知的历史文献与文物被挖掘和整理出来。而1939年发现的公元625年左右的萨顿骺（Sutton Hoo）宝窟，以及中世纪研究的著名学者查理哈斯金（Charles H. Haskins）的研究发现，使得“黑暗时期”看上去不再是一个合适的词汇。20世纪中叶以后，在英语国家中的专业学者文献里，“黑暗时期”这个词渐渐地消失。

查理哈斯金写道：“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性，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么黑，也不是那么停滞；文艺复兴不是那么亮丽，也不是那么突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有一个类似的运动，即便它不是那么广传。

所以，原来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现被改为专指公元410年（或455年）到公元754年（或800年）这段欧洲历史。

你所了解的陈炯明是怎样的人物?

意思是“佛法没落的年代”。佛说过，世上万物皆有成（形成）住（存在）坏（毁坏）空（消失）的过程，佛法也不例外。

佛祖告诉我们，佛法会经历正法时代（1000年）、像法时代（1000年）和末法时代（10000年）也就是一纪12000年的过程，在正法时代，修行者依据佛陀开示而修行，成就菩萨罗汉无数；像法时代，人们开始偏离佛法宗旨，开始热衷于建寺院修塔等各类事件，而不重视个人修行；及至末法时代，“邪师邪法如恒河沙”，无数魔子魔孙都会出来败坏佛教，披上僧衣，占据庙产，这也是现在的佛教现状。所以我们佛弟子，要坚持正信如法的佛教教义，捍卫佛法，令正法常驻世间。

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